阿莱姆塞格·特斯菲:长江奔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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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是在1967年,当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——阿诺德·J·汤因比,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海尔·塞拉西一世大学发表了一篇演讲,当时我在那里读法律。他对千禧年的结束作了预测。他说,除非一场重大的精神革命挽救了西方的民主,否则即将到来的道德危机,尤其是在美国,将导致其衰落。中国将成为一个超级大国,引起世界秩序的彻底变革。

从那时起,我就渴望着访问中国,感受浩瀚的长江的波澜壮阔,以及中国本身的波澜壮阔。机会以一种我从未预料到的方式出现了。2019年初,我身患重病,存在肾衰竭的危险。我躺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奥罗特医院的ICU里,全身肿胀,喘不过气来时,我的老同学、朋友——厄立特里亚驻华大使泽盖打来电话,让我去北京治疗。几天后,我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。

我的医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肾病专家和教授,她用食指按住我的小腿和脚,按出了一些窝。“别担心,我们会处理的,”苏教授告诉我。然后她检查了一下我那喘不过气来的胸部,“我们也会处理的。”她用平静而自信的声音说。

我在最先进的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。我喜欢坐在病房的大厅里看书,在那里我可以看到医院的工作人员在不停地流动。分工明确使我吃惊。经过一个月的住院治疗,每天服用40片药片,大量吸氧,我血液中危及生命的血块消失了,我的身体从可怕的肿胀中解放出来。

但我的治疗才刚刚开始。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,当我享受着泽盖大使以及厄立特里亚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热情款待时,苏教授每一两周就给我打一次电话。苏教授盯着电脑、分析我的检查结果,给我开药的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。虽然我一天要吃40片药,但我还是搞不懂它们的名字和作用。“你的朋友比你更了解你的疾病和药物,”她说。

我从来没和医生有过如此密切的关系。我观察到她在医学和心理上引导我恢复健康的方式。每当我因每周检查结果不满意而感到情绪低落时,她就会试图让我振作起来,及时通过增减药量,或者开新的药物来治疗新的病症。

开药如同下棋。但我也觉得,如果开药有方,它也很像艺术。从我与苏教授的有限经验中,我可以看出中国的医疗是以患者为中心的。

在每周或每两周去一次医院之间,我大胆出去“感受”中国及其人民的波澜壮阔。但是,除了在故宫(博物院)、长城和毛主席纪念堂有与历史联系的兴奋之外,我不得不重新调整我以前对中国的印象。

在中国,似乎没有什么是小的。其中一些数字令人震惊:3000座摩天大楼,200层楼房。约8亿人摆脱贫困。事实上,中国人的流动也越来越多样化。

虽然我没能感受长江水的流动,但在熙熙攘攘的上海灯光下,我确实在长江岸边享受了一个夜晚。

汤因比在半个多世纪前,即冷战最高峰时期,对中国的崛起作出预测时,也曾表示西方对这一发展的反应将越来越具有对抗性。我记得他的警告,如果这导致战争,他将予以最强烈的谴责,这将不再是意识形态之间,而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,可能以两者的毁灭而告终。

那天晚上,在上海,在长江岸边,我的思绪穿越了大洲,来到了另一个全球金融中心——纽约市。我不禁想知道,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,不同的价值观和原则的,如何能取得相似的发展成就。

当渡船载着兴高采烈的游客在河中纵横交错时,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汤因比的警告。我把它推开,想得到更多积极的想法。我不能假装完全理解大国竞争的走向。但想到大国合作而非对抗、和平而非战争所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好处,我的心里感到一丝宽慰。

2019年12月下旬,苏教授对我的康复状况很满意,让我回家了。当我在厄立特里亚大使馆向她和我的朋友们告别时,我发誓要重游中国,亲自领略长江的魅力,但不是作为一个病人。

(作者是厄立特里亚的历史学家和作家。本文并不一定反映《中国日报》的观点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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